為什麼政治口水淹沒了我們的媒體？為什麼犯錯的領導者還回頭指責人民？為什麼用族群來做政治動員仍然靈驗？為什麼自殺和貧窮化問題，引不起政黨和政 治人物的關心？為什麼轉型正義實現得這麼緩慢又引發如此多的爭議？為什麼同樣的道德標準不能適用於所有的政治人物？為什麼任何大眾關心的議題到最後都找不 出是非曲直，只能沿著黨派的界線劃分？為什麼今天的台灣已經幾乎找不出幾位被公認為公正超然的意見領袖？為什麼所有講話的人都被貼上親藍或親綠的標籤？為 什麼想要講道理的人都覺得有理講不清？為什麼年輕人對政治冷漠？為什麼愈來愈多的人對未來灰心？
傳統的藍和綠的論述，都已經無能力回答這些問題。不僅無法回答問題，應該說，他們的論述，就是問題的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因為他們的論述，只各自 代表台灣兩個社會的其中一方，他們的興趣是延續兩個社會的對抗，對抗越高，他們獲利越大。他們的論述只是要去打敗對方、消滅對方，而不是要去調停、去安頓 這對抗。
是的，這是兩個社會之間的對抗。如果不是有兩個社會的對抗，我們的政黨政治不會惡質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兩個社會的對抗，照理說，選舉結果就可以決 定政治紛爭。如果不是兩個社會的對抗，犯錯的領導人應該會受到公正的譴責。因此，這不是正常的政黨競爭，而是兩個社會的對抗。
民主內戰─台灣不願面對的真相
已經到了不能再迴避的時候。讓我們睜大眼睛，直視我們不願意面對的政治真相──台灣有兩個社會，這兩個社會正在進行一場持續六十多年的鬥爭。這場鬥 爭，表面上是以民主的制度在進行，但是激烈和殘酷卻像是一場內戰。這就是李登輝先生所指出的「民主內戰」。伴隨著每四年舉行一次的總統大選，這樣的內戰就 要重演一次。不，應該這樣說，每隔四年，這樣的內戰要正式開打一次，而四年之間的每一天，我們的國家都處在劍拔弩張的內戰狀態。我是不是在危言聳聽呢？不要問我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一場民主內戰正在發生。問問你自己，看看你的週遭。或者看看你的電視。你自己都可以講出幾十個小 故事，來證明台灣內部正在進行著無謂的意識形態鬥爭。
「民主內戰」的可怕，就在它不會結束。這畢竟是「民主」的內戰，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將對方屠殺。不論誰是戰敗者，都還是會說「我將奮起」，又一個四 年，整軍再戰。民主內戰是由制度所維繫的衝突形式。民主內戰當然沒有真刀真槍的內戰那麼可怕，但是，民主內戰卻是規律地、制度性地發生的社會衝突。對台灣 而言，極端錯誤的半總統制和兩黨體系，將過去兩個社會之間曾經發生的歷史衝突予以制度化。原本已經逐漸消弭的歷史衝突，經由民主制度下的競爭反而被召喚、 再度引發和激化。原本已經逐漸鞏固的共通性、共同利益與共同體意識，被規律發生的制度性衝突快速地破壞。
民主內戰把台灣分成兩半，人民被動員起來，一半的人對抗另外一半。雙方都把對方視為仇敵，把所有的困難都當作內部問題，忙著在內部找敵人，而忘了他 們必須團結才能應付真實的外部挑戰。
還記得林義雄先生退出民進黨的原因嗎？因為他厭惡挾持人民互相對抗的兩大政黨，他摒棄這種「人民對抗人民」的戰爭。
領導推動首度政黨輪替的林義雄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退出了民進黨──這個從林義雄一家人的苦難而獲得巨大政治遺產的政黨。林義雄在他的退黨公開信 中說，「一般人民應站在國家主人的立場，對各式各樣的政黨隨時保留選擇支持或拋棄的超然地位。所以政黨只有一時的支持者，而不必有永久的黨員。否則一般人 民分別成為各個政黨的黨員時，各政黨就形同人民相互對抗的集團，而人民也失去了主人的超然地位。」「政黨依附國家而生存，所以政黨的目的應在促進國家的政 治進步。政黨應認定其他政黨是促進國家進步的同工。所以對於他黨都應視為友黨，不應為了爭奪政治地位及權力而捨棄國家的利益，更不應互相仇視、敵對。」 「以近年來台灣的選舉情況來說，代表各政黨的候選人，大多數會夥同該黨之公職人員，舉辦所謂造勢大會，或刊登巨幅廣告號召自己的黨員及支持者，一起來批評 痛罵，甚至於誣蔑其他政黨及其候選人，並無理性的政策辯論。所以每一次選舉，幾乎都讓台灣的族群更加分裂，階級更加對立，選後仍然互相仇視、惡鬥，使整個 國家和社會陷入紛擾不安。」
林義雄所指出的，正是台灣陷入民主內戰的苦境。很無奈地，林義雄的退黨，並沒有喚醒各政黨的領導者。政黨依舊挾持著人民，人民依舊為了政黨而對抗著 另外一群人民。如果說，從林義雄退黨以來，這種情況有任何改變的話，唯一的改變就是對抗升級、變本加厲而已。
十年後，假使台灣成為一個荒涼的古戰場，我們參與過這些無窮無盡的政治內鬥的人們回頭一看，一定會放聲痛哭。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內戰？我們到底為了誰 而戰？我們到底為了什麼而戰？我們參加這場內戰的理由多麼地荒謬，鬥爭之後，我們的內心又是多麼地荒蕪。
兩個社會 無法相互理解的悲情
讓我們回到兩個社會的歷史，去檢視對抗的根源。台灣的兩個社會，從台灣獨有的歷史中產生。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大約六百萬人在這裡生活，以不同階段的 漢人移民為多數，我們暫時稱之為第一社會。一九四五年，台灣從日本帝國脫離出來，當時中國的領導者蔣介石派軍隊接管。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中國內戰中落 敗，把整個中央政府以及國民黨遷移到台灣。大約有兩百萬的軍民在這段期間從中國大陸各省的土地上被硬生生地拔離出來，移植到台灣。以軍隊為核心的這兩百萬 人，加上逐漸被納入權力集團網絡的部分本地人，形成了台灣的第二社會。兩個社會其實是在無情戰爭的安排下被迫生活在一起。雙方都沒有選擇。初期，兩個社會曾經發生過嚴重的衝突。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兩個社會也維持著相 當的隔閡。第二社會裡少數人的權力集團，支配著佔多數人口的第一社會，長達四十餘年。第一社會的人們感受到體制的不公平，爭取本土化與民主化。一九九零年 代的民主化過程中，扭曲的現象逐漸被矯正。第一社會的多數人民逐漸得回了應得的權力。然而兩個社會的矛盾並未因此消失。
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很容易看到，兩個社會其實有很大的共通性與共同利益。有理性的人也都知道，兩個社會的對抗，必然傷害總體的共同利益。但是，為什麼 兩個社會卻無法互相理解並取得和解呢？因為台灣的兩個社會，都是戰爭所造成的社會。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力量。一年的戰爭，可能影響社會一百年。戰爭的 力量是死亡的力量。戰爭所造成的社會，很難擺脫仇恨、疑慮、恐懼的記憶。戰爭所造成的兩個社會，無法互相理解、彼此和解，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他們的悲 哀。死的力量太大，凡人無法跨越心裡的鴻溝。
第一社會有很深重的悲情。台灣的第一社會原本沒有主體意識，直到日清戰爭（甲午戰爭）後，被日本從大清帝國接收時，才產生了台灣人的本土認同。第一 社會經歷日本帝國的殘酷鎮壓和高壓統治，並在二次世界大戰裡被迫加入對抗同盟國。戰後，又與來自中國大陸的軍隊發生衝突，遭受無情的鎮壓。第一社會的主體 意識是在戰爭的悲情、歷史的壓迫裡建立起來的。在台灣四百年移民史上，第一社會從來沒有主導過自己的命運，戰後的台灣，居多數的第一社會，更被國民黨所實 行的戒嚴體制所統治，長達四十年之久。悲情一直深植在第一社會的集體心理。
第二社會歷經很大的苦難。台灣的第二社會以國民黨軍隊為核心，毫無疑問，也是戰爭所造成的社會。一九四九年前後，兩百萬官商軍民從中國大陸各省份甚 至海外，被戰爭的力量從土地上狠狠的抽離，再流離顛沛到台灣。第二社會的統治者把不曾發生在台灣的戰爭，也深植到台灣的歷史記憶中。第二社會政權更為了雪 恨復國，改造整個台灣成為反攻基地，將無助悲情的第一社會也納入動員備戰。然而，比起第一社會，第二社會的人在戰爭中受苦更大、更直接。第二社會的人，幾 乎都有至親死於戰爭。這種痛苦的記憶流傳下來，即使過了兩三個世代，戰爭仍是第二社會最深沉的恐懼。
惡性兩黨體制 阻礙國家進步
死亡的記憶使得兩個社會很難和解。但是，真正造成裂痕無法彌合的因素，是政治制度。兩個社會的矛盾，就是制度化了的歷史衝突。錯誤的半總統制和兩黨體系，將過去兩個社會之間曾經發生的歷史衝突予以制度化。原本已經逐漸消弭的歷史衝突，經由民主制度下的政黨競爭，反而被召 喚、再度引發和激化。原本已經逐漸鞏固的共通性、共同利益與共同體意識，被這種制度性衝突快速地破壞。兩大黨表面上有競爭，事實上根本是聯合壟斷。兩黨依 賴著對方的錯誤而生存，又不讓新的競爭者進來。
台灣現在的藍綠兩大黨體制，是惡性的兩黨體制，藍綠兩黨在對外政策上互扯後腿，在對內政策上則沒有提供有意義的選擇。兩大黨只會比賽綁樁買票，看不 出政策價值差異。惡性的兩黨體制只會破壞國家利益，不會增進人民福祉。
惡性的兩黨體制在台灣十分穩固，有歷史因素與制度因素。現在的兩大黨，各自代表戰後歷史上的兩個社會。民進黨代表第一社會，即本土社會。國民黨代表 第二社會，即外來社會。兩個社會的分歧，支撐著兩個政黨的對立。贏者全拿的半總統制有利於兩黨制，而未來立法院選舉所採行的單一選區以及國會減半、很少的 政黨比例代表，也都不利於新政黨的生存。
惡性的兩黨體制，催化著民主內戰。兩個社會的對抗愈激烈，兩大黨內部的主戰派也就愈得勢。兩大黨內部的主戰派是依賴著民主內戰而獲利的，因此他們蓄 意地挑動、激化民主內戰。
民主內戰分裂了國家的團結。民主內戰把國家分成兩半，人民被動員起來，一半的人對抗另外一半。雙方都把對方視為仇敵，忘了他們必須團結才能應付真實 的外部挑戰。分裂成兩半的國家，不僅是脆弱的，更是在引誘外來勢力的入侵。
民主內戰錯亂了公共政策的順序。由於兩個社會的衝突，造成惡性的兩黨體制，兩大黨只要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勢不兩立，就能夠鞏固各自陣營裡的支持，也能 夠轉移國民的注意力，因此不必關注真正攸關人民福祉的公共政策。
民主內戰更長遠而嚴重的後果，是降低了國家的文明。兩個集團只要各自鞏固一半人的支持，讓民主內戰繼續打下去，就可以維持權力。因此兩個集團都把持 媒體、收編名嘴，用極端的詞句互相攻擊詆譭。政治充斥著謊言、廢話，人性變得尖酸刻薄。為了保衛權力，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道德標準都可以扭曲，使得台灣 的文明水準急速地滑落。
生的力量政治革新的契機
到這裡，我們幾乎可以解答一開始所提出的世紀之謎了。台灣之所以無法邁步向前，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因為我們被過去的力量所牽扯。戰爭所造成的兩個社 會，是被死的力量所支配的社會。死的力量太大，幾乎不是人類所能夠超越和克服。要克服死的力量，惟有依靠生的力量。死的力量很強大、很快速，一年的戰爭， 可以留下一百年的仇恨。生的力量很緩慢。忘記仇恨，需要遠比製造仇恨更長的時間。但是我們唯一能夠仰賴的克服戰爭與死亡的唯一方法，就是生的力量。生的力量來自於耐心、開放和改變。生的力量來自於生生不息的新世代、源源流入的新移民，以及由社會開放所帶來的新觀念。
台灣的新世代每年增加二十多萬人。從公元兩千年政黨輪替以來，有二百多萬人成為合格選民。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以來，已經有超過六百萬的新國民誕生。 這些未曾經歷過兩個社會壓迫與鬥爭歷史的新世代，將能以全新的觀點來看待台灣的政治。這生生不息的新人口，就是生的力量。
台灣的新移民愈來愈多。到二零零六年底止，台灣的外籍配偶高達三十八萬人，已經超過台灣原住民總人口。每年的新生兒裡面，有超過百分之十五是由外籍 配偶所生。新移民常常受到歧視。有些強烈台灣種族主義者，把新移民當成問題。事實上，新移民是台灣的機會。新移民，不僅穩定了農村，更帶來人口結構的根本 變化，將會迫使民主內戰的偃旗息鼓，政黨鬥爭移轉休戰。
現有的兩個社會裡，也有很多的人厭惡民主內戰。這些人不被過去的矛盾衝突所困擾，而能夠感受到兩個社會之間的共通性與共同情感。他們有的是八九十歲 以上的資深國民、有的是年輕人，有的是原住民、本省福佬、本省客家、有的是外省；有的是知識份子、都市上班族，有的則是土地上的農民和廠場裡的勞動者。他 們認同台灣本土，也接納華人文明，他們不把第一社會與第二社會當成是對立的，反而能夠把兩個社會都當成是台灣的資產。他們代表著台灣共同體。他們，其實是 大多數的台灣人。
他們就是能夠推動台灣向前的──生的力量。相對於沉溺在鬥爭中無法自拔的第一社會與第二社會，我們可以將這新的社會力，稱作「第三社會」。
第三社會追求人民共同利益
政治人物爭論不休的是台灣要不要有第三勢力。事實上，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第三勢力，而是「第三社會」。如果沒有第三社會，第三勢力就沒有存在的意 義。惟有興起「第三社會」，肯認同台灣人民的共通性、共同利益，才能超越過往怨恨，追求進步價值。第三社會的興起，凸顯民主內戰的荒謬性，並且召喚反對內戰的人們聚集起來。民主內戰造成許多在認同上流離失所的心靈難民，對於這些心靈上的難民，第 三社會就是一個庇護所。第三社會採取包容開放的台灣認同，不需要身家調查，也不需誓死效忠，更不需要相互毀滅來顯示自己的忠誠。在民主內戰中，第三社會的 知識份子，應該形成維和部隊，制止挑動內戰的言行，阻止激化內戰的企圖。更重要的，我們必須解決民主內戰的制度根源。台灣需要再一次修憲，取消總統直選或 在憲法中明文限縮總統權力，不要讓有權無責的半總統制繼續成為零和鬥爭的誘因。台灣不應該採納在拉丁美洲造成無數動盪的仿美式總統制，台灣應該學習小而美 的北歐國家，採行注重協商的議會內閣制。要打破兩大黨的壟斷，讓社會多元聲音能夠發出，我們在國會選制上，更要學習歐洲國家的高額政黨比例代表、聯立式兩 票制，或是全額的政黨比例代表制。
對於那些在民進黨與國民黨猛烈逼迫下不得不選邊站，或是含淚投票、含恨動員的人，正如大文豪雨果名著＜悲慘世界＞所說：「這門不問走進來的人有沒有 名字，但問他是否有痛苦。」第三社會就是這樣的一座門，只要走進了第三社會，就跳開了藍綠惡鬥，代表了新的價值與認同，不必含淚投票、含恨動員，能幸福的 享受民主政治，積極選擇的甜美價值。只要認同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共同利益，反對民主內戰的人，都是第三社會。
這本書，就是由對於第三社會有不同想像的跨世代作者所書寫。他們每個人的角度不同、重點不同、文體不同，但這就是第三社會──多元、開放、豐富、混 雜。第三社會的人們紛紛走出來了，走出熟悉的藍綠界線，豪邁卻又不無遲疑地走向未知的地帶。
為了活下去，為了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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